《香港表年周報》在加拿大。。。

岑南羚移民加拿大以來，念念不忘《香港青年週報》，這次爲了慈善音樂會，再出特刊。

「青周」的一篇舊文。

岑南羚是「香港青年周報」初期編輯之一，負責流行音樂版。

他移民多倫多後，仍不時久不久出版「香港青年周 報」，不過只限于他本人的樂訊。

這次，是他回憶當年聽英國貓王演唱會的一篇文章。

Lanny Shum

5小時 · 

還記起 '香港靑年周報' ? 本人今次之 '向前行音樂之旅慈善演唱會' 的場刋, 將會第六次出版 加拿大 version 的 '香港靑年周報 2016 '...回顧1970 年返港中途到英國倫敦, 訪問 cliff Richard , 稿件刋在第 199期的 '香港靑年周報 ', 現在就讓大家分享當年的音樂情懷 ;;;;

馮美華。郭達年對談

 

  一篇七月十日刊于「明報」副刊的訪問稿，受訪者就是曾在「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的郭達年。記憶所及，當年我們只見過一次面。音樂稿是由負責音樂版的阿Jor約撰的。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希望與世代之歌——馮美華與郭達年對談

因為要記住六四，同代文藝人馮美華與郭達年首度合作，音樂紀錄專輯《九歌》面世。
　馮美華（May），錄像藝術家、曾任兆基創意書院校長，退下來後全力培育書店藝鵠（ACO）與四隻領養回來的愛犬。搞放映、講座、音樂會、天台種植，書店不再安分，蛻變成文藝與可持續生活推手。《九歌》，就是藝鵠首個聲音出版。郭達年（Lenny），藝術行動者，傳奇獨立樂團黑鳥靈魂人物。與朋友辦居權大學、反核、出版《樂人志》、八九年六月以後不定期舉辦自由文化音樂節。Lenny說，「社會運動比馬拉松更馬拉松。只要知道終點，不退場，就在路上」。有些人，二十七年來都不退場。
　這種堅持，作為五○後可能體會更深；正因為體會相同，故此不必多說，一拍即合。《九歌》在藝鵠舉行的發布會結束後，Lenny邀請我為專輯寫點什麼。我倒想藉故促成兩位對話，他們的經驗、對世代的想像，現在也許更見合時。兩小時對談，主要由May發問Lenny回應，我盡量不打擾，專心做好記錄，整修文字。
　May： 我其實不太認識你。知道有你這個人，玩音樂、反戰、爭取社會公義，知道黑鳥。對我而言你是個神話。我覺得最有趣就是這個出版計劃的一樁小事：你說不收支票，所以我就要慢慢數現金給你。如何開始有這個想法？
　Lenny：我沒有說不可以收，我只是說不想與銀行系統交涉。其實這個從「系統中退出」的行動從六十年代已經開始有人做，然後我們嘗試建立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May：你們會怎樣稱呼自己這一班人？我與你都差不多年紀，但我就沒有這樣激進。我出身也窮，住木屋區，為什麼比較之下你會比我激進？我的啟蒙始於中學時期接觸歐美電影，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子，之後就開始自己探索。你的啟蒙時期又是何時？
　Lenny：哈哈，又搞什麼什麼主義者是嗎？可能是七十年代開始與外國建立的聯繫，讀他們寫的書，看他們拍的電影、玩的音樂。那時還未夠二十歲，好多事情感覺好新鮮。類似你當時搞電影會，胡子帶着我們一班朋友在駱克道搞七零書局，也會買外國的電影來放映。那些電影是激進、政治性的，改變了我好多好多想法，整個思考概念的方向就是歐洲激進思潮、反政府管治。就是覺得好多事情集體中心化控制，是有問題的；代議性政制，是有問題的。這些都是我們一班朋友的認知基礎。我也好僥倖認識一位老師，寫詩的，他覺得我很有文采，那時我在崑南的《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老師像朋友一樣，就是他帶我去認識秦天南、李登、李默、譚權，還有林旭華，他剛剛畢業於浸大，已經到無綫搞研究組。林於我而言是前輩，但那時還在念中學的我已經跟着這班人寫詩、看電影，討論些激進的政治思想。七零書局也有出版報紙，很歷史性，辦了很多期，嶺南文化研究系教書也借了去翻印，覺得在那個時代有影響力。當然代表性不及《中國學生周報》，或其他主流大報紙。
　後來我選擇玩音樂，也有朋友喜歡劇場，就用劇場繼續去表達。那時我們也有出版書，翻譯一些著作，但做這些都沒有人會買，只是labor of love。沒辦法，香港社會還未去到擁抱那些事的階段，我們只是一班非常非常非常邊緣的人，做的事與政治觀念都是；但我們會積極聯繫海外的激進團體，大家交換報紙、交換書。有時候對方來訪，有時我們去參與會議，或作一些交流。那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是Anarchism（無政府主義）。但這個字近年造成的誤會多過了解，所以書寫時通常都只直接譯成「安那其」。因為「無政府主義」對好多人來說太過負面。
　我第一個最重要的啟蒙機會是1984年，那時到意大利參加「安那其」大會，同年出版了第一個作品《東方紅／給九七代》，講中英談判，用南音唱中國、香港歷史。帶着作品到威尼斯交流之後就自己一個人在歐洲流浪，就覺得應該將我所見的、我分享到的經驗帶回來。
　最終只是人道主義
　May：即是說一路都是在倡議「安那其」？到現在也是？
　Lenny：可以這樣說。但身邊好多人都在變化。手段上變沒有問題，但如果基礎價值觀和最基本相信的應該是不能討價還價。如果那些都改變就不是同一件事情。但到最後，我不理是不是「安那其」，或者是不是佛教，最終只是人道主義，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我對你的印象是來自一次求助。那時候你在兆基創意書院，我們的「居權大學」四處找場地搞音樂會也找不到，時間無多，後來想起你是創意書院校長，就問你場地的事，你就很快應承。在我印象中你就是會幫人，以及有資源幫人的人物。還有種好像很熟悉的感覺，《中國學生周報》一代的人，我就會有一個信心、信任。這個信心好重要，我信這個人會幫我，我就去敲門，而不會去藝術發展局或一些大財團敲門。我直覺覺得那一代的人可以了解。
　我又記得你好有心，當時我辦的Band（《樂人志》）雜誌，有些學生反映些意見給你，你又會來電告訴我。你可能記不起了……
　May：我想再問關於政治的問題。你現在以什麼形式、對什麼人進行倡議？你說很多人變了，為什麼會變？
　Lenny：好明顯就是社會在改變。那時我們好喜歡談創世主義，很多「安那其」都是情境主義者，他們拍的電影、搞的行為（藝術）。我們用自己的生活作為行動，去再創造一個情境。好像在一個集會示威當中，我站到當中說某些話做某些事，同時間也是改變情境的化學方法。所以好像教育問題、污染問題、銀行系統等等，你要適當地在某一位置退出；同時間有某些你可以具體改變的事情，你就要介入。這個需要適當的觸角，以及明白是不是適合自己。雨傘運動可以看到好多藝術家用自己的創作與自己的媒介走進去，無論你覺得作品於整個事件入面有什麼社會效應，或者什麼其他影響，他們的在場已經造成不同。
　有些畫家在那裏畫了畫、影相、唱歌，事情已經改變，是結構的一部分。
　但我們在這個動態羣體當中會有好多矛盾，可能唱歌時有同學覺得太大聲，要你移開，或者有人要休息，這個就是值得我們去思考。但當我們互相思考，互相調整的時候，就有機會出現一個互相包容的正面改變。
　拉近世代連繫年輕人
　May：你有沒有一些想過但未過的生活？舉例我有另一個生活的想像，就是去台灣，找間小木屋，有個好大的草原，這幾隻傻仔喜歡就可以跑，喜歡就回來。我自己煮食、看天、看書，了結餘生。
　Lenny：你說的田園生活，相信好多人都嚮往。自己起屋，在無污染的自然環境看書，過簡樸生活。我不至於很渴望這種事能在自己一生入面能夠完成，可能我太過入世，就是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情放不低。我不想抽離羣體，羣體的問題，我要出一分力，可以做的時候我就做。最重要的是you live your life to the fullest。如果我是玩音樂的人，我就將音樂玩好，透過音樂把自己感覺到人是一回什麼事，生存是什麼，這些唱出來。我一直是這樣，在電台、電視台做訪問，或到不同地方巡演，與當地人做連結。又拍片又寫書又錄音又演出，太多事情做。
　May：我真的見過太多人，太多藝術家，見到太多藝術活動，知道好多人在想事情，我就覺得不用我去想啦。因為我有做評審，所以知道有千百萬種人在構思千百萬種「好」的可能。不是說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不過有時候覺得已經好多人在做，我的原則就變成「補位」。好像這張碟，如果好多人幫，我就不會關心，無人的話，我有能力就幫一把。不想錦上添花，又不一定是雪中送炭，總之沒有人搞的事，而又暫時需要我的，我就試試。現在就讓年輕人出來，自己過另外的生活。我自己接觸好多年輕人，你會不會覺得真的有上一代與下一代？年輕人會怎樣認知這個年紀的人？
　Lenny：無錯，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我覺得現在社會分裂得這樣大，其中一個原因是世代之間互相有一種好大的異化，好像相（互敵）對的態度。所以現在我想做的就是把當年影響我令我成熟的音樂帶回給現在的年輕人。我九月的一個演出就會這樣做。我們不是要將過去像一個歷史包裹那樣丟出來，倒是要把它關聯到當下。所以我去唱一首別人的歌，有人覺得好聽，這句有意思，是誰的？我就會說是這個人的，聽眾就可以自己搜尋這個人所有的作品。但是如果不經過你的詮釋，就可能產生不了興趣。所以我們不能以為把一個「好的歷史」推出去就成事。我們當時也不會，我們拒絕教授的言論都是這個態度。但是如果一個人，帶一樣東西來，自己也做了些東西；一些影響過我的人，他們寫了些歌，我亦因為香港現實寫了些歌，聽眾看到兩者的關係，就會覺得這個作品在講的是香港問題，但我會告訴他們，這裏有個相關性，互相呼應。
　所以比如說六四，好多人覺得已經是很沉重的心理與歷史包袱，但我常常在媒體強調，那不是歷史性的，是實際上當前管治我們的中國政權要處理的事，卻沒處理，所以今天還是有關聯的。所以我們不是要整理歷史，而是怎樣在今天現實裏頭找尋仍然存在的氣味。
　對新世代抱有希望
　May：這個需要技巧，要令到年輕人覺得可以接受。你怎樣看這個新世代？抱有希望嗎？
　Lenny：非常有希望。現在條件確實比以往進步多了。學習的條件，知識的條件。現在物理上與幾十年前已經不同了，現在能夠掌握到的時間很快，精神上的加速其實也很物理性。我已經大年紀，但想像一下年輕人可以運用這個速度，以往可能要十年去學一樣事，現在一兩年就做得到，這樣機會是否比你大得多？舉個好簡單的例子，你要學Jazz結他，一上YouTube，嘩，成百人教你，要學好的話兩個月已經彈得好快。欠缺的就只是精神上的。以前我們要研究音樂歷史發展，要買這些碟找那些雜誌，非常無結構。現在是非常幸福、有結構的世代。當然這個凝聚力量也可以是一個控制，但如果我們能保衛到全球網絡真的是自由的話，所有謊言都可以被推翻。
　May：但我們需要這麼急速地學這麼多嗎？我們有這麼多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太多東西，這些想法令我們不愉快。如果我們能回到某個時代，大家適當地，細水長流，會否更恰當？
　Lenny：我希望不要令你誤解，這個速度是不好的，但它所能夠眷顧的事是好的。現在不把全球的知識、文化與經驗放上網，你根本沒有機會。以前生活是比較破碎，但現在因為網絡我們變得集中。好像這張碟，其中一個叫伯唐，不用真名，實際上他是做環境聲的，soundscape（聲境）、實驗聲音的藝術家，做了很多年。他說他要守衛自己藝術的形式、語言和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賣不到幾十，但就是用心繼續做繼續做繼續做。但後來發覺到，原來你接觸到外面，突然間多好多，世界大好多，印幾千也可以賣光。這樣的話，就是說現在是一個好時代。我可以突然間知道，夏威夷有一個人，原來與我的想法一樣，或者塞浦路斯有個人與我的想法一樣，我們就能交換。突然間這些前幾個世代沒有可能發生的結緣，這個連接性就有了。所以我們要珍惜這個條件，珍惜互助的機會，把互助發展成為全球性的事。
　註：為人所知的名稱為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主要受到達達（Dada）、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馬克斯主義（Marxism）和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影響。情境主義為高度政治化的運動，在文化領域的SI則想要打破演出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分裂，因此有學者認為SI反對的是一切的意識形態以及「主義」，故翻譯成「情境者」。
　文、圖：黃津珏
　

「新周刊」天瓶座：簡而清林燕妮寫專欄

【刊物鉤沉】





幾經努力，終於找到「新週刊」的出生日期了。
1971年2月19日創刊，附圖就是當年的廣告式樣。
當時，是「香港青年周報」的姐妹報。

「香周」逢周三出版，「新周」就逢周五出版。
最初是走比「香周」較高的文學路線，寫專欄的作家，
計有簡而清、林燕妮、適然、海滴、草川、阿包、小克等。
後期還是要適應市場需要，內容還是以星座、電影、音樂
為主。而且，數次改版。

以下便是簡而清及林燕妮登在「新週刊」的專欄
，日期為：1971年6月25日。

我辦的「新周 刊」比大陸的早26年。

【書在燃燒】

六十年代是香港周刊形式讀物蓬勃期

（原刊於明報周日讀書版） 

有關圖片說明請看文末

近日驚覺，原來「香港青年周報」若仍存在的話，尚欠幾個月，便是五十歲了。1967年1月11日創刊的。那個年代，在香港，是周刊形式出版的黃金歲月。「香周」之前，是「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等，「香周」之後，是「年青人周報」、「年輕人周報」、「新周刊」、「大拇指」、「大孩子周報」、「工人周報」，還有兩三份如Music Maker 專門性音樂刊物等等。其實，如果要研究香港本土文化，那段日子的周刊，是不能忽略的。

可惜，今天給人的印象，只有「中國學生周報」獨大，這也是有因由的，首先，「中周」歷史悠久，本身資料齊全，其次，當年的撰稿人在以後的日子裏，在社會中佔有一定的地位。但對當時年青人的影響力，是談不上的。「香周」能夠異軍突起，皆因應流行音樂與星座的潮流，其後的「年周」也走這一路線。六十年代，火紅年代，胡士托精神，年青人對於性愛觀念，開始改變了。眾多青年人周刊式讀物，造成了他們另一個自由思想的缺口。

友人告訴我，「青年樂園」也有網絡專頁了。在「香港文化資料庫」，竟然一條有關「香港青年周報」的項目也沒有。我覺得，是要為我創辦的「孩子」保留時間印記的時候了。

「中周」到今仍是一幢大廈，因為他是個大集團的產品，而「香港青年周報」只是一個人的手作，因私人因素，經不過歲月之流逝，只留下殘片而已。不過，如果今天不行動整理一下，連殘片將也無法留存下來。我卻仍抱樂觀，當年讀者作者，仍健在的，也會伸出援助之手的。

*****附圖兩張的說明：

大陸也有一份「新周刊」，刊名字體設計，似足當年我辦的「新周刊」，可是，大陸的「新」創刊於1996年，而我的「新周刊」創刊於1970年，相差26年。

「香周」成香港主體先行者？

• 從網上看到的一篇文章，2014年發表的，作者不知何許人也。

• 作者試圖分析「香港人的誕生」，論調是否正確，留給大家評點好了。原文是簡體的，照貼。

• 其中一段竟提及「香港青年周報」（內文黑斜體顯示），作者認為我們這份周報是香港主體的先鋒。

因「香港青年周報」暢銷，「年青人周報」跟風出版。

• 
  

• 章节名：“香港人”的诞生
• 2014-09-28 10:54:55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林燕妮處女作在《香周》

 2011年，林燕妮在她的一篇《我的文字路》憶述了她與《香港青年周報》之關係。當年認識的林燕妮是瘦個子的女孩，剛從九龍真光女子中學畢業，她投來了一個短篇，寫得非常特別，馬上刊登。後來，知道她是跳芭蕾舞的，父親是汽水商。

**在電臺擔任過節目的林燕妮

第一步：赤子之心

《懶洋洋的下午》是我第一本散文結集。那時戇戇的，完全沒想過出書。一天，一位先生打電話來，說要替我出書，什麼條件都沒說，我欣然答應了，那位先生是王敬羲。我記得他也是作者，還記得他在報紙上發表過小說。我背得出來的只有一句：「她正在用沙埋一個人。」我覺得很有趣。那是一雙男女在沙灘上的場景，不是謀殺。

答應了讓他出書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管了。其他作者紛紛告訴我：「王敬羲從來不付版稅的，沒有一個讓他出書的作者收到一角錢。」我聽了不太在乎，覺得有人把我的一篇篇從《明報》專欄剪下來的散稿釘成一本書，已經很滿意了。

忽然有一天，我發覺滿街都是自己的側臉大頭相變成書的封面，那照片是水禾田拍的，書名就叫做《懶洋洋的下午》。那時沒有海底隧道，港、九的天星小輪外邊都有報攤，行人必見。我的書還平放的。他發行的本領真大，那麼的鋪天蓋地，除了書局，還有無數報攤，他令我一書而紅。

王敬羲倒給我版稅，第一版是六千元，一九七四年的六千元有如現在的六萬元了，天星小輪過海收費在一九七Ｏ年代只是兩角錢。

跟着他着我出版了《粉紅色的枕頭》，第一和第二集，亦十分 暢銷。我打電話去淘氣：「如果你不給我版稅我叫爛仔打你。」王先生顯然很不高興：「怎麼你那麼斯文的人竟然說出這種話來？」版稅他給我的，一眾作者咄咄稱奇：「你是他第一個肯付版稅的作者。」

之後我跟他一直維持良好關係，「博益」再度出版那三本書他也沒說什麼。最後見到他竟然在廣州，穿的是無袖衣服。忽然背後有兩隻手，把我的肩膀從上到下掃了一下：「你是那麼白滑。」原來是王先生。那不算偷色，他從來沒碰過我一下，也許他見我二十年樣子不變，很驚喜吧。

其間亦有戴天等前輩才子替我出版了《小屋集》，裏面有很多我喜歡的文章，都是在《明報周刊》和岑崑南所辦的《新周刊》和《香港青年周報》刊登過的，現在已散佚絕版了，連我自己都沒有一本。版稅當然有的。 

早期的文章都是一片赤子之心，也許就是這一樣令讀者喜愛吧。那時在《明報》寫怪論的三蘇叔叔對我說：「你的文章看上去溫柔，其實你天天都在罵人。」是啊，有什麼不平事我看不過眼，便有感而發了。

那時對學生時代的每一個愛人，仍留着濃濃心綿綿意。我是這麼的一個女子，愛過我的人都不枉此生，文中的思憶自動會流瀉出來的。一篇文章中的「你」，可能是三個人。幸而我的丈夫不看中文報刊的，不然我可寫不成了。

「博益」成立後，在一九八Ｏ年代雄霸市場，剛好我在《明周》寫的短篇小說已經寫了百幾個，那便挑選出來，出版了《痴》和《盟》，那兩本書亦大賣大紅。

《緣》是當時《明報》老總雷坡「智激林燕妮」弄出來的。我記得在一個星期三，坡叔苦惱地說：「那個翻譯日本小說的作者失了踪，那我空白了一整版怎麼辦？林燕妮，你寫個四千字短篇小說替我填充那一版吧。」

我問坡叔：「什麼時候要交稿？」坡叔說：「星期四。」星期四豈不是明天？「你能交稿嗎？」我連忙說：「能，明天晚上交吧。」其實周刊怎會空白一版，可以放上去的照片和文字多着，正因我夠傻和有「勇救老總」的精神，第一個短篇小說便順產了。

之後就每週都要交一個故事，幸好我滿腦子故事，那便寫了兩年。坡叔知道我的性格才兵行險着。他寫過：「編輯對作者是長線投資。」（大意）。他讓我寫了一輪專欄，摸清楚了作者的潛力才叫我寫短篇小說的。

之後，他叫我寫長篇小說，那就是《緣》。我的初期小說名字都只有一個字的，如《痴》、《盟》、《緣》。編輯要我先交小說名字，好讓美術部作版頭設計，那末我便隨口說一個字，那些寫什麼都可以的單字為書名，其實我連自己打算寫什麼都不知道。（待續）

（ 二Ｏ一一年七月九日）

六十年代香港的青年刊物

在臉書的一個「六十年代」專頁上，有一段是提及
「香港青年周報」以及當年其他的年青刊物。
最初期，我和岑南羚，盧因搞的，不久他移民加拿
大，沒有這位超級寫手坐陣，只得請人。再過一些
日子，連岑南羚也移民了。
當時請了海滴和樂士，當時，樂士還身兼電臺工作
，他的野心大，不安於周報，離職了。後來輾轉與
Chris Tong 合辦了「年青人周報」，與我的周報對抗。
再遲一些，樂士又與Chris 鬧得不快，於是自己另起
爐灶，搞新的刊物。最後之最後，還是落腳於電臺做
DJ.
至於海滴也離職了，過了一些時間，她又回來，建議
合搞一份「年輕人周報」，那段日子，周報太多了，
市場開始承擔不了。於是，「年周」很快便關門。其實，
自己打自己，不智之舉也。

logo 與題字

附圖是七一年八月廿五日的一期《香港青年周報》，封面與封底。
四十九年前（還差六個月就半世紀了）創刊的周報，究竟題字出於何人之手呢？

過程是這樣，出版前到處找人，不果。
向當時《東方日報》老總的周石先生求救，我知道他寫得一手好字。
他答允了，但他另請高明，不透露名字，說是報館中的一位編輯。
但到今我仍相信，根本就是他的手筆。
無從求證了，周石先生已作古多年。

至於那個英文logo，超初是沒有的。
讀者Eva Chan 投來這個設計，把英文Hong Kong Teens Weekly 排列成四方美術圖案。我一看就十分喜歡，於是採用了。圖中，有一對眼睛，一雙耳朵，創意十足也。

香港青年周報：山羊座

「香港青年周報」乘11 祕數應運而生。
時維`1967年1 月11 日。星期三。
所以，逢星期三出版。
當天，在報紙賣部分廣告的剪報以及新聞報導。（見附圖）
「中國學生周報」好開放，值得一讚，明知競爭對手，都肯接納我們的廣告。




可惜的是，創刊號手上沒有留存。
在這方面，在這專頁上，繼續出現不少這樣類似的「可惜」。沒有人相信，創辦人在，書報卻不存，但事實正是這樣。

何解？太多複雜的原因，說之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