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七月十日刊于「明報」副刊的訪問稿，受訪者就是曾在「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的郭達年。記憶所及，當年我們只見過一次面。音樂稿是由負責音樂版的阿Jor約撰的。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希望與世代之歌——馮美華與郭達年對談
因為要記住六四，同代文藝人馮美華與郭達年首度合作，音樂紀錄專輯《九歌》面世。
馮美華（May），錄像藝術家、曾任兆基創意書院校長，退下來後全力培育書店藝鵠（ACO）與四隻領養回來的愛犬。搞放映、講座、音樂會、天台種植，書店不再安分，蛻變成文藝與可持續生活推手。《九歌》，就是藝鵠首個聲音出版。郭達年（Lenny），藝術行動者，傳奇獨立樂團黑鳥靈魂人物。與朋友辦居權大學、反核、出版《樂人志》、八九年六月以後不定期舉辦自由文化音樂節。Lenny說，「社會運動比馬拉松更馬拉松。只要知道終點，不退場，就在路上」。有些人，二十七年來都不退場。
這種堅持，作為五○後可能體會更深；正因為體會相同，故此不必多說，一拍即合。《九歌》在藝鵠舉行的發布會結束後，Lenny邀請我為專輯寫點什麼。我倒想藉故促成兩位對話，他們的經驗、對世代的想像，現在也許更見合時。兩小時對談，主要由May發問Lenny回應，我盡量不打擾，專心做好記錄，整修文字。
May： 我其實不太認識你。知道有你這個人，玩音樂、反戰、爭取社會公義，知道黑鳥。對我而言你是個神話。我覺得最有趣就是這個出版計劃的一樁小事：你說不收支票，所以我就要慢慢數現金給你。如何開始有這個想法？
Lenny：我沒有說不可以收，我只是說不想與銀行系統交涉。其實這個從「系統中退出」的行動從六十年代已經開始有人做，然後我們嘗試建立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May：你們會怎樣稱呼自己這一班人？我與你都差不多年紀，但我就沒有這樣激進。我出身也窮，住木屋區，為什麼比較之下你會比我激進？我的啟蒙始於中學時期接觸歐美電影，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子，之後就開始自己探索。你的啟蒙時期又是何時？
Lenny：哈哈，又搞什麼什麼主義者是嗎？可能是七十年代開始與外國建立的聯繫，讀他們寫的書，看他們拍的電影、玩的音樂。那時還未夠二十歲，好多事情感覺好新鮮。類似你當時搞電影會，胡子帶着我們一班朋友在駱克道搞七零書局，也會買外國的電影來放映。那些電影是激進、政治性的，改變了我好多好多想法，整個思考概念的方向就是歐洲激進思潮、反政府管治。就是覺得好多事情集體中心化控制，是有問題的；代議性政制，是有問題的。這些都是我們一班朋友的認知基礎。我也好僥倖認識一位老師，寫詩的，他覺得我很有文采，那時我在崑南的《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老師像朋友一樣，就是他帶我去認識秦天南、李登、李默、譚權，還有林旭華，他剛剛畢業於浸大，已經到無綫搞研究組。林於我而言是前輩，但那時還在念中學的我已經跟着這班人寫詩、看電影，討論些激進的政治思想。七零書局也有出版報紙，很歷史性，辦了很多期，嶺南文化研究系教書也借了去翻印，覺得在那個時代有影響力。當然代表性不及《中國學生周報》，或其他主流大報紙。
後來我選擇玩音樂，也有朋友喜歡劇場，就用劇場繼續去表達。那時我們也有出版書，翻譯一些著作，但做這些都沒有人會買，只是labor of love。沒辦法，香港社會還未去到擁抱那些事的階段，我們只是一班非常非常非常邊緣的人，做的事與政治觀念都是；但我們會積極聯繫海外的激進團體，大家交換報紙、交換書。有時候對方來訪，有時我們去參與會議，或作一些交流。那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是Anarchism（無政府主義）。但這個字近年造成的誤會多過了解，所以書寫時通常都只直接譯成「安那其」。因為「無政府主義」對好多人來說太過負面。
我第一個最重要的啟蒙機會是1984年，那時到意大利參加「安那其」大會，同年出版了第一個作品《東方紅／給九七代》，講中英談判，用南音唱中國、香港歷史。帶着作品到威尼斯交流之後就自己一個人在歐洲流浪，就覺得應該將我所見的、我分享到的經驗帶回來。
最終只是人道主義
May：即是說一路都是在倡議「安那其」？到現在也是？
Lenny：可以這樣說。但身邊好多人都在變化。手段上變沒有問題，但如果基礎價值觀和最基本相信的應該是不能討價還價。如果那些都改變就不是同一件事情。但到最後，我不理是不是「安那其」，或者是不是佛教，最終只是人道主義，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我對你的印象是來自一次求助。那時候你在兆基創意書院，我們的「居權大學」四處找場地搞音樂會也找不到，時間無多，後來想起你是創意書院校長，就問你場地的事，你就很快應承。在我印象中你就是會幫人，以及有資源幫人的人物。還有種好像很熟悉的感覺，《中國學生周報》一代的人，我就會有一個信心、信任。這個信心好重要，我信這個人會幫我，我就去敲門，而不會去藝術發展局或一些大財團敲門。我直覺覺得那一代的人可以了解。
我又記得你好有心，當時我辦的Band（《樂人志》）雜誌，有些學生反映些意見給你，你又會來電告訴我。你可能記不起了……
May：我想再問關於政治的問題。你現在以什麼形式、對什麼人進行倡議？你說很多人變了，為什麼會變？
Lenny：好明顯就是社會在改變。那時我們好喜歡談創世主義，很多「安那其」都是情境主義者，他們拍的電影、搞的行為（藝術）。我們用自己的生活作為行動，去再創造一個情境。好像在一個集會示威當中，我站到當中說某些話做某些事，同時間也是改變情境的化學方法。所以好像教育問題、污染問題、銀行系統等等，你要適當地在某一位置退出；同時間有某些你可以具體改變的事情，你就要介入。這個需要適當的觸角，以及明白是不是適合自己。雨傘運動可以看到好多藝術家用自己的創作與自己的媒介走進去，無論你覺得作品於整個事件入面有什麼社會效應，或者什麼其他影響，他們的在場已經造成不同。
有些畫家在那裏畫了畫、影相、唱歌，事情已經改變，是結構的一部分。
但我們在這個動態羣體當中會有好多矛盾，可能唱歌時有同學覺得太大聲，要你移開，或者有人要休息，這個就是值得我們去思考。但當我們互相思考，互相調整的時候，就有機會出現一個互相包容的正面改變。
拉近世代連繫年輕人
May：你有沒有一些想過但未過的生活？舉例我有另一個生活的想像，就是去台灣，找間小木屋，有個好大的草原，這幾隻傻仔喜歡就可以跑，喜歡就回來。我自己煮食、看天、看書，了結餘生。
Lenny：你說的田園生活，相信好多人都嚮往。自己起屋，在無污染的自然環境看書，過簡樸生活。我不至於很渴望這種事能在自己一生入面能夠完成，可能我太過入世，就是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情放不低。我不想抽離羣體，羣體的問題，我要出一分力，可以做的時候我就做。最重要的是you live your life to the fullest。如果我是玩音樂的人，我就將音樂玩好，透過音樂把自己感覺到人是一回什麼事，生存是什麼，這些唱出來。我一直是這樣，在電台、電視台做訪問，或到不同地方巡演，與當地人做連結。又拍片又寫書又錄音又演出，太多事情做。
May：我真的見過太多人，太多藝術家，見到太多藝術活動，知道好多人在想事情，我就覺得不用我去想啦。因為我有做評審，所以知道有千百萬種人在構思千百萬種「好」的可能。不是說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不過有時候覺得已經好多人在做，我的原則就變成「補位」。好像這張碟，如果好多人幫，我就不會關心，無人的話，我有能力就幫一把。不想錦上添花，又不一定是雪中送炭，總之沒有人搞的事，而又暫時需要我的，我就試試。現在就讓年輕人出來，自己過另外的生活。我自己接觸好多年輕人，你會不會覺得真的有上一代與下一代？年輕人會怎樣認知這個年紀的人？
Lenny：無錯，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我覺得現在社會分裂得這樣大，其中一個原因是世代之間互相有一種好大的異化，好像相（互敵）對的態度。所以現在我想做的就是把當年影響我令我成熟的音樂帶回給現在的年輕人。我九月的一個演出就會這樣做。我們不是要將過去像一個歷史包裹那樣丟出來，倒是要把它關聯到當下。所以我去唱一首別人的歌，有人覺得好聽，這句有意思，是誰的？我就會說是這個人的，聽眾就可以自己搜尋這個人所有的作品。但是如果不經過你的詮釋，就可能產生不了興趣。所以我們不能以為把一個「好的歷史」推出去就成事。我們當時也不會，我們拒絕教授的言論都是這個態度。但是如果一個人，帶一樣東西來，自己也做了些東西；一些影響過我的人，他們寫了些歌，我亦因為香港現實寫了些歌，聽眾看到兩者的關係，就會覺得這個作品在講的是香港問題，但我會告訴他們，這裏有個相關性，互相呼應。
所以比如說六四，好多人覺得已經是很沉重的心理與歷史包袱，但我常常在媒體強調，那不是歷史性的，是實際上當前管治我們的中國政權要處理的事，卻沒處理，所以今天還是有關聯的。所以我們不是要整理歷史，而是怎樣在今天現實裏頭找尋仍然存在的氣味。
對新世代抱有希望
May：這個需要技巧，要令到年輕人覺得可以接受。你怎樣看這個新世代？抱有希望嗎？
Lenny：非常有希望。現在條件確實比以往進步多了。學習的條件，知識的條件。現在物理上與幾十年前已經不同了，現在能夠掌握到的時間很快，精神上的加速其實也很物理性。我已經大年紀，但想像一下年輕人可以運用這個速度，以往可能要十年去學一樣事，現在一兩年就做得到，這樣機會是否比你大得多？舉個好簡單的例子，你要學Jazz結他，一上YouTube，嘩，成百人教你，要學好的話兩個月已經彈得好快。欠缺的就只是精神上的。以前我們要研究音樂歷史發展，要買這些碟找那些雜誌，非常無結構。現在是非常幸福、有結構的世代。當然這個凝聚力量也可以是一個控制，但如果我們能保衛到全球網絡真的是自由的話，所有謊言都可以被推翻。
May：但我們需要這麼急速地學這麼多嗎？我們有這麼多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太多東西，這些想法令我們不愉快。如果我們能回到某個時代，大家適當地，細水長流，會否更恰當？
Lenny：我希望不要令你誤解，這個速度是不好的，但它所能夠眷顧的事是好的。現在不把全球的知識、文化與經驗放上網，你根本沒有機會。以前生活是比較破碎，但現在因為網絡我們變得集中。好像這張碟，其中一個叫伯唐，不用真名，實際上他是做環境聲的，soundscape（聲境）、實驗聲音的藝術家，做了很多年。他說他要守衛自己藝術的形式、語言和方法，每次做出來的作品，賣不到幾十，但就是用心繼續做繼續做繼續做。但後來發覺到，原來你接觸到外面，突然間多好多，世界大好多，印幾千也可以賣光。這樣的話，就是說現在是一個好時代。我可以突然間知道，夏威夷有一個人，原來與我的想法一樣，或者塞浦路斯有個人與我的想法一樣，我們就能交換。突然間這些前幾個世代沒有可能發生的結緣，這個連接性就有了。所以我們要珍惜這個條件，珍惜互助的機會，把互助發展成為全球性的事。
註：為人所知的名稱為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主要受到達達（Dada）、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馬克斯主義（Marxism）和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影響。情境主義為高度政治化的運動，在文化領域的SI則想要打破演出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分裂，因此有學者認為SI反對的是一切的意識形態以及「主義」，故翻譯成「情境者」。
文、圖：黃津珏
